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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0月25日 星期二

季羡林与胡适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时间:2014-04-01 来源:湘声报

  ◆唐宝民

  季羡林与胡适曾在北大共事几年,胡适是校长,季羡林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,因此交往甚多。1948年冬,胡适离开北平飞赴南京,季羡林则留在了北大,从此两人再无缘相见,但曾经的交往故事,却一直被季羡林珍藏在心中。

  季羡林曾留德十年,二战结束后,陈寅恪向胡适推荐季羡林,那时的季羡林,在学术界还是个籍籍无名的毛头小伙子,但胡适并没有因此轻视他,而是爽快地接受了陈寅恪的推荐,让季羡林担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,从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。季羡林后来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那么大成就,与胡适的慧眼识才有很大关系,正是他的爱才惜才,才为季羡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治学环境。

  作为系主任,季羡林经常向胡适汇报工作。一个是年轻教授,一个是名闻天下的大学者,但在与胡适的交往中,季羡林丝毫没有紧张、局促的感觉,因为胡适待人随和、亲切,使人感觉如沐春风。季羡林曾这样回忆胡适:“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,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,对教授是这样,对职员是这样,对学生是这样,对工友也是这样,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、教授架子。”

  胡适虽然是治学严谨的大学问家,但他非常懂得幽默,季羡林曾讲过这样一件事:“有一次开教授会,杨振声先生新收了一幅名贵的古画,他把画带到了会上,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,大家都啧啧称赞。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,走到桌前,把画卷了起来,做纳入袖中状,引得满堂大笑,喜气洋洋。”

  虽然胡适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,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,但在季羡林的心中,他的一生“毕竟是一个书生,一个书呆子”。季羡林记得,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,会议开始时,胡适匆匆赶到,首先声明,还有一个重要会议,他要早退席。会议开着开着就跑了题,有人忽然谈到《水经注》。一听到《水经注》,胡适立即精神抖擞,眉飞色舞,口若悬河。一直到散会,他也没有退席……

  胡适对季羡林做学问的认真态度极为欣赏。在北大期间,季羡林曾将自己写的学术论文《列子与佛典》拿给胡适看,胡适连夜看完,第二天就写了封信给季羡林,信中说:“《生经》一证,确凿之至!”对季羡林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。1999年,季羡林访问台湾时,“院士”李亦园说,胡适晚年做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时,曾经对年轻的研究人员说:“做学问应该像北大的季羡林那样。”

  胡适去美国后,又转赴台湾,从此与季羡林再无联系。1962年,胡适在台湾去世,季羡林很久以后才得知消息。1978年,季羡林写了《为胡适说几句话》一文,文中写道:“他晚年决心回国定居,说明他还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。因此,说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,说他‘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’,都不符合实际情况。解放后,我们有过一段极‘左’的历史,对胡适的批判不见得都正确。”这样公开为胡适说话,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,是需要极大勇气的,足见季羡林对胡适的感情之深。

  1999年,季羡林访问台湾,以88岁高龄去胡适墓园扫墓,并写了《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》一文,“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,鞠躬之后,悲从中来,心内思潮汹涌,如惊涛骇浪,眼泪自然流出。”字里行间,满溢着真挚情感,表达了对胡适先生的深切怀念,令人感慨万千。